福奇:种族主义导致更多非裔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


福奇:种族主义导致更多非裔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

6月23日,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出席众议院有关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情况的听证会时指出,种族主义是导致更多非裔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的一个因素。

面对议员有关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与疫情死亡情况有何关联的问题时,福奇回答称:“很明显,非裔美国人社区已经遭受了非常、非常长时间的种族主义迫害。我无法想象,这对他们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状况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议员,答案是肯定的。”

近日的一些研究发现,死于新冠病毒的非裔美国人比例可能超过其他族裔。

美国政客“甩锅”推责导致疫情大暴发(视频+图)




截至8月29日,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596万,死亡人数超18万。美国人口占世界4%,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世界的24%和22%。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美国公开确诊病例只有1例。2月2日美国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时,美国官方统计确诊病例只有10余例。3月13日,美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是1896例。4月8日,中方解除对武汉“封城”措施时,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达40万。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从1人到100万人,用了不到100天。




5月1日,美国疾控中心(CDC)网站发布该中心首席副主任舒沙特及“CDC应对新冠病毒小组”撰写的报告称,美1月21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后,疫情似在2月份得到控制,但随后迅速加剧。持续旅行输入、大规模聚会、病毒传入高危工作场所和人口稠密地区、检测规模有限导致隐性传播、无症状传播等因素促使美疫情在2月至3月加速蔓延。

美国一些政客坚持“政治私利至上”“资本至上”,不惜淡化疫情,不讲科学,甚至“甩锅”、推责,导致疫情大暴发,人民生命健康受到极大侵害。

今年5月美国媒体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31个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

美国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焦虑情绪日益上涨,近期民调显示有8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或“有些”担心。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益普索公司8月4日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情况不如其他国家。其中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情况比其他国家差很多,25%的人认为差一些。

益普索集团民调专家表示,美国处于很糟糕的境地,美国人希望看到彻底、广泛且有力的应对举措。美国经济遭遇“休克式打击”,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萎缩32.9%,为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

日前,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美国政客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

美国政客无视自身抗疫不力现实,频频抨击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疫情防控建议,福奇近日透露其家人甚至受到反对者的死亡威胁,不得不寻求安全部门的帮助。


7月下旬,超过3000名美国卫生专家签署联名公开信,批评白宫刻意败坏福奇的声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白宫刻意“抹黑”福奇,将他“边缘化”,转移公众的视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




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包括两名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前局长、两名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一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部长、一名美国前医务总监和多名医学期刊的编辑。

《华盛顿邮报》7月20日评论称,在美政府引导下,许多美国人认为科学家和主流媒体夸大了疫情严重程度甚至捏造疫情,对科学专家的抵触成为政治议程的一部分。


《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吹哨人”海伦医生及其团队经历报道称,面对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见过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并未做出灵活的反应。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前局长里克·布莱特的专业建议遭遇卫生部高官“不友好的对待”,他本人因未按政府指令扩大药物使用范围遭报复性解职。

美国疾控中心官网3月初停止更新并删除了新冠病毒检测人数及死亡人数的相关数据。

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与新冠病毒(视频+图)



州不明原因肺炎可能与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有关

美国广播公司(ABC)2019年7月12日报道称,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绿色春天”(Greenspring)退休人员社区暴发了一种致命性疾病。



2019年6月30日,“绿色春天”社区首次发现这种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例。截至2019年7月15日,该社区与该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升至3人,共计63名社区居民患病,19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症状。

患者症状包括“发烧、咳嗽、浑身疼痛、气喘、声音沙哑和全身无力”等,也有患者出现肺炎症状。病亡的两名老年患者由于出现肺炎症状住院治疗,本身的健康状况比较复杂。

ABC报道称,该社区距去年神秘关闭、今年又迅速重启的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仅一小时车程。有人怀疑去年社区暴发的疫情是新冠病毒,且与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病毒泄露有关。 

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前世今生

德特里克堡是美国最大的生化武器研究基地,建立于二战期间。在二战前是美国的一个民用小机场,后来成美国飞行员培训基地。

1943年3月9日,美国陆军接管这处机场,并在这里建立了美国陆军生化武器实验室,以应对德国与日本的生化武器。当时德国和日本生化武器研究已经走在前列。远的不说,日本的731部队就是在我国一个生化武器研究所,也是制造生物武器的主要基地。



面对德日的生化武器发展,美国也同步展开,而且与原子弹研究基本是同步的。二战后,德特里克堡云集了来自德国等欧洲国家及日本的医学专家、生化武器专家。特别是德日专家是美国在二战后从两国挖走的。

二战后,美国面对的是苏联威胁,因此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加快了建设速度,美国甚至把德国纳粹集中营的生化实验数据都弄到这处研究所保存。

德特里克堡基地研究的炭疽杆菌最有名,在德特里克堡的470号楼里,就存放着大量炭疽杆菌,被人称为“炭疽楼”。



尼克松任总统时,根据《日内瓦协定书》,他下令停止德特里克堡的生化实验,并把德特里克堡基地移给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控制,还要受美国卫生部门监管。

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虽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实现军地双管,实际还是美国军队主导。而且这个生化基地保密性极强。

德特里克堡基地之所以被世人知道,是因为病毒泄露。1989年,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科研人员从菲律宾弄了只猴子进行研究,在猴子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埃博拉病毒。但由于研究人员的疏忽大意,造成病毒泄露,并在当地扩散。



美国CDC与美国陆军联合对此次病毒泄露进行防控,很快把病毒灭掉。这次病毒泄露后,美国无法掩盖,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为世界所知。此处是美国最大的生化基地,存放着人类已知大量的病毒,比如埃博拉变种病毒,非洲的埃博拉病毒。


2019年7月,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突然关闭,但美国疾控中心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关键信息。



《纽约时报》报道称,由于危险材料的处理问题,政府暂停了军方在前沿生物防御中心的研究。据悉,暂停的研究中一共涉及67种“选择剂”和毒素,例如引起埃博拉、天花,炭疽和瘟疫的微生物,还有引起毒蓖麻毒素的有机体。

《纽约时报》援引了发言人凯瑞·范德·林登(Caree Vander Linden)的介绍称,是因为新化学去污系统的机械故障以及泄漏招致了“终止令”。

美国生物基地与病毒相关的两条时间线

2020年3月10日,名为B.Z.的网民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一条请愿贴,请愿者列出了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与新冠病毒暴发有关的时间线,希望美国政府给出合理解释:




2019年7月,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被关闭;

2019年8月,一场大规模“流感”暴发,导致1万多人死亡;

2019年10月,美国在中情局副局长的参与下组织了“事件201”——全球流行病演习;

2019年11月,中国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2020年2月,世界暴发流行病;

2020年3月,有关德特里克堡关闭的大量英语新闻报道被删除......

美国全球流行病演习2019年10月举办,与今天疫情发展的相似度颇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

据“事件201”官网介绍,当时演习的场景是:模拟了一种新型人畜共患病冠状病毒(CAPS)的暴发。该病毒比SARS更容易传播,可能由症状较轻的个体传播。这种病毒起初由蝙蝠传播给猪,再传播给人,最终变异为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从而导致一场传染严重的流行病。

是否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泄露?全球流行病演习为何剧情跟现实如此类似?随着美国疫情暴发,社交媒体上,对美国政府的问号越来越多。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承认:一些“流感”死者可能是患新冠肺炎。

2020年3月11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承认:一些“流感”死者可能是患新冠肺炎。




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长迈克尔·梅勒姆

据美国《世界日报》《记录报》报道,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长迈克尔·梅勒姆(Michael Melham)4月30日表示,自己在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显示,他已拥有新冠病毒抗体。

梅勒姆认为,此前许多重症流感很可能就是新冠肺炎,他身边也有很多人曾在去年11、12月生病且症状严重。

时至今日,新冠病毒的来源依旧无法确认。但全世界专家和科学家都认可的观点是,最早报告病例的地方不一定就是病毒的来源。

纽约时报:美国持续出口新冠病毒(视频+图)


6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为什么说美国正在出口新冠病毒》文章指出,美国作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正持续不断地遣返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把病毒传播到境外。这些移民许多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们被遣返回的国家通常因为贫困而难以很好地应对疫情。

4月底,危地马拉政府报告称,该国近五分之一的新冠病例与被驱逐出美国的人有关。在由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运营的一架航班上,76名被遣返者中,有71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曾前往危地马拉核查上述说法,他们随机挑选的12名被遣返者全部检测呈阳性。

除了危地马拉,其他接受遣返难民的国家,也面临着上述疫情问题 。

截至发稿,美国已经遣返了38275人,其中3月遣返18811人4月9832人5月7411人6月的前13天有2221人被遣返。


《纽约时报》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美各地的拘留中心关押了大约32000名移民,这些拘留中心的设施很容易传播病毒,就像美国各地的监狱一样,已经成为了新冠病毒的温床。媒体此前就已经多次报道过这些拘留中心人满为患、环境恶劣。

5月13日,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各国政府暂停遣返。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暂停,但是美国的遣返航班并没有停飞。

根据美国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每月仍有数十次遣返航班,从美国飞往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西、尼加拉瓜、厄瓜多尔、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哥伦比亚和牙买加等地。

加拿大新冠病毒系美国人传入。

加拿大邮报4月30日报道称,安大略、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艾伯塔省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的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来自美国。



数据显示,安大略省到4月17日确诊了1201例有近期国际旅行的感染病例,其中,404个来自美国。来自英国的是126个,国际邮轮的74个,墨西哥68个,西班牙49个,伊朗19个,意大利7个。

在魁北克省,373个国际旅行经历的病例来自英国,151个来自法国,121个来自波多黎各,117个来自奥地利。一个来自中国的病例都没有。

在艾伯塔省,有国际旅行史的感染病例中,36%都是来自美国。





澳总理称美国是澳感染病例最大来源

3月19日,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宣布对澳大利亚非居民和非公民的旅行禁令,莫里森称,“澳大利亚的病例中,约有80%是由于在海外感染了病毒,或与从海外归来的人有直接接触的人所致,因此,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病例都是输入性的。 ”20日,在一档电台节目中莫里森被问到这一措施时回答,“澳大利亚出现的很多病例,为此负责的应该是美国,因为有许多人往返于美澳之间。”

美国攻击中国是为掩盖自身抗疫失败(视频+图)



8月3日,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中国医生迅速向政府发出预警,政府随即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然而西方国家没有听取这些警告。试图把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归咎于中国,就是要改写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掩饰西方国家自身的失败。


新冠病毒是一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人们对它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作为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国家之一,进行的是一场闭卷考,更加需要经过谨慎的科学研究,才能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未经研究就贸然下结论,是对科学和人民的不负责。

专家:我看不出任何操纵数据的迹象

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上报了她接诊的可疑病例后,中国迅速采取行动,开展病因学和流行病学调查,阻断疫情蔓延。中国及时对外提供信息,自2020年1月3日起,主动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等国家定期通报疫情信息。中国积极开展合作,第一时间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分享疫情防控经验。




3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记者与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的访谈内容。艾尔沃德说:“中国严格的防控措施,使得大约数十万中国人能免于感染”。“我看不出任何操纵数据的迹象。”

艾尔沃德表示,中国应对疫情的准备是全国范围的, “人们都有这么一种强烈的信念:‘我们必须帮助武汉’,而不是‘武汉让我们落到这种地步’。其他省份派出了4万名医疗工作者,其中许多人是自愿的。”

“他们像应对战争一样被动员起来,驱使着他们的,是对病毒的恐惧。他们相信自己是站在了第一线,相信自己的行动,是在保卫中国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

他指出,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可以复制的,但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

中国抗疫举措减少了超过70万的感染者

中国政府在最短时间内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把疫情主要控制在了武汉。统计显示中国输出病例很少,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科学》杂志研究报告评估,上述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超过70万的感染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中国广泛分享防控经验,对外提供医疗防护物资,并积极派遣医疗队伍。截至5月上旬,通过开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公开7版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设立20亿元人民币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同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召开120余场视频交流会议。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中欧成立联合专家组,中韩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向世卫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捐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世界提供700多亿只口罩。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同意暂缓77个有关发展中国家今年5月1日至年底到期的债务本息偿付。国际社会普遍赞赏中方支持帮助,认为中方行动体现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精神,进一步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5月1日,美国疾控中心(CDC)网站发布该中心首席副主任舒沙特及“CDC应对新冠病毒小组”撰写的报告称,美1月21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后,疫情似在2月份得到控制,但随后迅速加剧。持续旅行输入、大规模聚会、病毒传入高危工作场所和人口稠密地区、检测规模有限导致隐性传播、无症状传播等因素促使美疫情在2月至3月加速蔓延。

美国一些政客坚持“政治私利至上”“资本至上”,不惜淡化疫情,不讲科学,甚至“甩锅”、推责,导致疫情大暴发,人民生命健康受到极大侵害。今年5月美国媒体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31个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截至8月24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569万,是中国累计确诊病例的约63倍;美国累计死亡病例17万多,每百万人口死亡病例约540人,分别是中国有关数据的约37倍和160倍。美国人口占世界4%,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世界的24%和22%。



目前,美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596万,死亡人数超18万。

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表示,美东北大学研究显示,该州首个新冠病毒毒株并非来自中国。
《纽约时报》4月初报道称,美国两个不同团队的最新基因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早在2月中旬就开始在纽约地区传播、也就是该地区第一宗确诊病例出现之前的几周,且主要是欧洲的旅行者带来了这种病毒,而并非从亚洲传入。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表示:“根据旅行和航班记录发现,纽约新冠病毒源自意大利,而且是意大利北部。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教授西蒙说,把纽约确诊病例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分析结果与全球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对比后发现,纽约检测出的病毒很多与欧洲相似。

美国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焦虑情绪日益上涨

近期民调显示有8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或“有些”担心。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益普索公司8月4日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情况不如其他国家。其中4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情况比其他国家差很多,25%的人认为差一些。



益普索集团民调专家表示,美国处于很糟糕的境地,美国人希望看到彻底、广泛且有力的应对举措。美国经济遭遇“休克式打击”,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萎缩32.9%,为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

日前,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美国种族歧视严重 非裔新冠患病率是白人的5倍多(视频+图)


8月23日,美国威斯康辛州基诺沙市一名29岁的黑人男子遭到警察数次枪击后受重伤瘫痪。

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一段视频显示,布莱克拉开车门准备坐到驾驶座上时,警察朝他后背开枪。视频中可以听到7声枪响。事发时,他的3个年幼的孩子坐在车内,目睹一切。布莱克的律师本·克伦普说,23日事发当天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生日。



3个月前的5月25日,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而窒息死亡。

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让全美各地的抗议活动持续了三个多月,但随着美国警察在执法中陆续重伤或打死几名黑人后,示威运动又被进一步点燃。

8月23日,布莱克案的视频发布到美国社交媒体后,再一次点燃了人们的怒火。案发当晚,百余名示威者在基诺沙郡公共安全大楼门口,高喊着“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由非裔公民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 " 黑人的命也是命 " 抗议运动针对的是种族主义,但其内在反映的是以非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对自身在就业、医疗等领域所遭受的差别对待的不满,而这些不满恰巧被新冠疫情放大。

弗洛伊德之死撕开了美国种族问题的伤疤

目前,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582万,累计死亡病例接近18万,而这其中大多是老弱、穷人、少数族裔。弗洛伊德之死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美国令人绝望的不平等。


正如《华盛顿邮报》日前刊发的报道所言:“美国的抗疫成了一场国家批准的杀戮……故意牺牲老人、工人、黑人和拉美裔人口。”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非洲裔美国人的患病率是白人的5倍多,死亡率也远远高于白人,凸显美国的种族不平等。




可以说,种族歧视带来的问题远不止被警察暴力执法,此次美国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就已暴露美国种族歧视的严重性。在形势日益严峻的疫情之下,弗洛伊德之死,撕开了美国种族问题的伤疤,凸显了美国人权存在的痼疾,点燃了美国人心中压抑已久的熊熊怒火。

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I can't breathe”上了热搜,俨然是今日美国种族和政治问题的一个黑色指标。可惜再多的怀念和愤怒都不能挽回逝去的生命。

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缺乏保护

美国内少数族裔饱受欺凌排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面临长期、广泛、系统性的歧视。仅就美国印第安人而言,美政府对其长期实行强制种族灭绝、隔离、同化政策。美国在其建国后的近百年时间里,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到20世纪初,美国范围内的印第安人口已从1492年的500万骤减至25万。如今,在美印第安人数量仅占美总人口的2%。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开枪射杀行为并不鲜见,仅2019年就达到1004起。在2018年美国执法部门报告的7036起因偏见引发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5%涉及种族族裔身份;而在涉及种族族裔身份的仇恨犯罪案件中,高达46.9%的针对非洲裔。在种族仇恨犯罪案件的5155名受害者中,非洲裔高达47.1%。



57年前,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呐喊至今仍回荡在人们的耳畔,而此时嘶吼着“I can't breathe”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黑人们,却依然在种族偏见和歧视阴霾中喘息挣扎,陷入了对美国体制的深深绝望。

对他们而言,昔日“梦想”已遥远,当下现实太冰冷。

澳洲ABV说得对,法轮功有一些危险的教义

摘要2020年7月21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以下简称“澳广”)推出由该公司两位著名记者领衔采访制作的调查纪录片《法轮功的能量》,曝光该国有法轮功信徒因坚信李洪志的教义而拒医拒药病故。法轮功邪教对此气急败坏,除部分法轮功人员到澳广总部外进行滋扰抗议外,个别有法轮功邪教背景和通过参与炒作法轮功邪教谣言获益的澳洲医界败类,还化身道德卫士,充当打手,投书澳广网等媒体,试图转移焦点,丑化受访者,为法轮功和李洪志百般狡辩。对此,澳广8月8日发表本·赫尔利先生撰写的长文《澳广说得对,法轮功的教义确实具有危害性》(The ABC is right: Falun Gong has some dangerous teachings),揭示正是李洪志的邪教教义才害死众多法轮功信徒。
 
本·赫尔利先生曾加入法轮功十余年,在法轮功期间担任《大纪元时报》澳洲版编辑。他曾亲眼见证多名法轮功人员(包括高层)因拒医拒药而过早病故。图源:澳广
三年前,我在博客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讲述了我不再信奉法轮功。这篇文章最初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不过随着读者的逐渐增多,在博客上与我互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人也开始与我进行联系。这些人年轻、聪明,也感到压抑,他们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后,努力重新适应社会。他们能给予我的,只是表达对我的安慰和肯定。
三年过去了,他们仍发送电子邮件给我。尽管邮件所讲述的故事细节有所不同,但还是有许多一致的主题。
这些故事所表达的情绪,既有兴奋也有恐惧。兴奋的是,他们现在可以听流行音乐,或吃生鱼片,或喝啤酒,或发生性关系,或养成某种爱好,或与非法轮功信徒一起闲逛而不会感到肮脏和不洁净。至于恐惧,则是他们需要勇敢面对他们的那位“活上帝”(译注:指李洪志),要尽力把他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中驱逐出去。
如果你没有信奉过像法轮功这样的极端信仰,就很难理解这些感觉的深度和复杂。脱离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颠覆你(原来)的生活,放弃你(原来)的自信,去清醒地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外部世界。
我不是心理学家,也没有接受过如何应对这种交流的培训。我总是问同我联系的人是否寻求过心理辅导。接下来,我只是努力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勇敢的,是值得尊重的,应该得到快乐,如果他们能够度过(脱离法轮功中)最初几年,快乐自然来到。
在我们的交注中,最常见的话题之一是,法轮功的创始人兼精神领袖李洪志,到底是位凡人还是所谓无所不知的神,很难让人搞懂。许多人鼓足勇气后,才决定与我联系,因为他们相信李洪志能看穿他们的思想,李洪志的“法身”(简单地说,就是在某个精神维度,李洪志本人的“复制品”)就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和思想。
放弃信奉法轮功后,有些人不敢告诉同样信奉法轮功的父母或配偶,因为他们将无法接受这点。对于那些明确表明脱离法轮功的人,其他法轮功信徒试图说服他们重归信仰的方式,或将他们锁在车里,或将他们关在亲戚家中。
另一些人则不得不与亲友断绝来往,因为这些亲友太过激进——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轮功信徒看,这样做自有道理。李洪志曾教导他的信徒说,那些信奉法轮功后又脱离的人,将会入“无生之门” ——换句话说,即下地狱。李洪志对此进行过详细描述,并将地狱比喻成“痰罐子”。当我第一次读到此处时,我不得不去查询一下“痰”的含义(译注:西方国家很少使用痰盂,故对李洪志将地狱比喻成“痰罐子”不太理解)。我现在觉得它很可笑,但对信徒来说这却是真实的。
与我联系过的人,都知道那些故事,一些人死于本可治愈的疾病。出于对李洪志教义的理解,这些死者生前拒绝接受医疗帮助,与我联系的包括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我本人至少认识了四个人,死于可治愈疾病,通过熟人获知的此类例子更多。
那么,我的博客为什么能吸引到他们?这是因为,他们读过我写的文章,认为我会理解他们的那种复杂感觉。西方媒体中,关于法轮功的普遍描述是,法轮功信徒是一群略显古怪但和善的人,他们信奉一些奇怪的教义。
这就是澳广关于法轮功的最新报道对日益壮大的原法轮功练习者群体为何如此重要,我为能成为其中一员感到自豪。澳广已经着手讲述一个已经被轻视或忽视了很久的重要故事。我发现该公司的电视报道、播客及在线文章都经过充分调研,颇具说服力,而且非常重要。
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我的看法。澳广网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强烈批评澳广有关法轮功的报道。该文章是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生马修·罗伯逊(Matthew Robertson)和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温迪·罗杰斯(Wendy Rogers)撰写。罗伯逊和我一样,是法轮功下属媒体《大纪元时报》的前记者。据一篇中文版的《大纪元时报》报道,罗伯逊说,通过法轮功发现人生真谛后,他学了中文,这样就能体会李洪志原本(中文)教义。至于温迪·罗杰斯,则与法轮功有多年交往,原因是她担心中国政府正在摘取法轮功人员的器官——此说颇有争议,非本文所能概述。
 
马修·罗伯逊与法轮功资助的“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在一起。互联网图片
总而言之,罗伯逊和罗杰斯认为,澳广已经重新构造了媒体对法轮功的叙述,使得法轮功表现出更加险恶的色彩。他们说,澳广通过法轮功教义在医学方面的危险性、法轮功的秘密性和不诚实,将法轮功描绘成一种公共安全的威胁。澳广“驻外记者”和“背景简报”两栏目均驳斥了这种定性,回应说澳广只是给法轮功批评者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机会,也为法轮功提供了公平的回应机会。不过,从我作为一名曾经坚定追随法轮功十二年的信徒角度来看,这样的定性不无道理。
温迪·罗杰斯(中)与法轮功的加拿大讼棍大卫·麦塔斯(左)合影。麦塔斯以替法轮功编撰“活摘”谣言而获利,罗杰斯遂跟随其后。互联网图片
罗伯逊和罗杰斯还认为,澳广对法轮功的信仰极尽嘲讽之能事。这种说法我个人并不苟同——尽管如今的我很难对法轮功关于同性恋者令人恶心、混血儿(死后)不能进天堂和外星人正慢慢占领人体的教义产生某种内在反应(更不用说法轮功内部那种虽未公开宣传但已广为人知的所谓“唐纳德·特朗普是上天派来的天使”一说了)。
但是,罗伯逊和罗杰斯企图攻击澳广报道的可信度,暗示澳广试图恶意侮辱法轮功修炼者,并把澳广报道定性为某种暴政表现,正是这点确实让我感到困扰。

 
柯琳·梅年轻时是一位颇具名气的舞蹈演员,她的丈夫为具有毛利人血统的澳大利亚著名爵士乐歌手,两人伉俪情深。丈夫去世后,柯琳为寻求心灵慰籍,加入法轮功,终因误信李洪志的拒医拒药歪理邪说过早病故。她的女儿莎妮·梅参与澳广《法轮功的能量》节目组采访,披露她病故过程。图源:澳广

莎妮·梅捧着因痴迷法轮功过早离世母亲柯琳·梅的遗照陷入深深哀思。图源:澳广
罗伯逊和罗杰斯声称,澳广的报道并没有“与信徒自身的信仰联系起来”。我不同意此说。澳广的记者比我见过的其他任何报道团队都做得更出色:走访原法轮功信徒,向他们询问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澳广的记者,同包括我本人、安娜(Anna)和努拉特尼(Nuratni)在内的许多原法轮功信徒进行了交谈,他们还与莎妮·梅(Shani May)进行了交谈。莎妮·梅的母亲是我非常了解的一位法轮功信徒,她在拒绝治疗后死于本可治愈的疾病,死因是由高血压引发中风和癫痫病发作。澳广的记者们还与更多的原法轮功信徒进行了背景调查,以进行事实核查,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在此过程中我进行了协助。 
罗伯逊和罗杰斯以各种理由来反驳这些原法轮功信徒的观点和经验。两人声称,一个受访者是“第一代(中国移民)的女儿,显然是无法忍受她那霸道的中国移民母亲。”(译注:这里指受访者安娜,虽然安娜的母亲是位中国移民,但她的父亲却是一位欧洲人,故安娜是个混血儿。夫妻两人最终因信奉法轮功问题,特别是因为安娜在法轮功内部遭到种族歧视问题分道扬镳)他们还声称,另一受访者将母亲的死归咎于法轮功(他们提醒说,那位名叫科琳·梅的母亲,去世时75岁)。他们说,还有一位(指的是我)是一个对自己以前的信仰感到不满和羞愧的改革派分子。
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很令人反感,就好像我们的观点和经验无关紧要,应该忽略不计一样。据我了解,罗伯逊本人是位法轮功修炼者,所以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不明白,他这种将我们边缘化的企图是颇具讽刺意味的(译注:此处讽刺罗伯逊根本不具备法轮功的所谓“真善忍”要求)。
国家电台”(RN)所属“背景简报”栏目播发了哈加尔·科恩(Hagar Cohen)详实且细致的系列报道,但罗伯逊和罗杰斯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点。我不得不问:在承认自己的行为失检之前,这些批评者还需要看到多少其他观点?罗伯逊和罗杰斯似乎是在要求媒体报道应该像学术论文或书籍那样,具有细微分析的深度。(译注:澳广著名记者哈加尔·科恩,参与采访原法轮功人员团队成员之一。国家电台是澳广下属广播电台之一,哈加尔·科恩等人的采访报道除了在澳广的电视台以视频纪录片的形式播出外,还以更为详尽的广播形式,在国家电台分三集播出)

 
安娜是名混血儿,父亲是欧洲人,母亲是中国人。她父亲偶然之间接过法轮功人员递来的宣传单,从此一家三口开始痴迷法轮功。安娜的母亲从小就向她灌输李洪志“混血儿不能进天堂”的歪理邪说。图源:澳广
他们除了在澳广网站上对该公司有关法轮功的报道横加批评外,还与顽冥不化的澳广仇恨者们在《每日电讯报》上一唱一合,声称澳广被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称赞并有选择地利用(译注:澳广发表的揭批法轮功节目预告后,中国反邪教网给予介绍,法轮功借此抹黑)。值得指出的是,事实上澳广的“宗教与道德”栏目发表过一篇整体支持法轮功的文章,这就驳斥了法轮功的关键指责,即澳广的记者们是中共代理人。
现在,每当有中国之外的媒体批评法轮功时,法轮功团体就以此竖起“我们正遭受迫害”的牌位,就好像他们在澳大利亚受到迫害一样。
我记不清楚有多少次法轮功信徒对我讲,说我肯定是个中共特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在法轮功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做出选择的观念,是一个逻辑上的谬误。我对这种愚蠢选择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感兴趣,而且我保留批评两者的权利——因为这就是我们所生活世界的细微和差别。而澳广报道所表现出的,也正是这点。
除了寻求对重要主张的回应权之外,独立媒体也没有责任在撰写重要报道时一定要深入研究法轮功自己的说法。考虑到法轮功拥有自己的多语言媒体渠道,并投入大量广告预算来讲述其故事,我认为法轮功会安然无恙。
我赞扬澳广有勇气进行报道,并坦然面对随之而来的法轮功及其盟友抗议和压力。我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报道,因为还有很多要说的。我认为,应将法轮功的怪异教义与其他主流宗教的教义区别对待——法轮功的头目还活着。法轮功对其教义的解释,往往抠的是字眼,而不是引申。法轮功学员相信李洪志是“神”,他们信奉他讲的每个字,李洪志对信徒的言行有巨大影响。
对于法轮功媒体内容的读者,我要提出的问题是——特别针对政府人士就国家对华战略问题向一些法轮功信徒咨询这样的问题——这些法轮功人员向政府人士提供咨询时,他们的观点是否体现出他们个人的独特、独立和深思熟虑?或者他们是否只是对某个人的观点言听计从(译注:这里指法轮功渗透澳大利亚对华合作机构一事,本·赫尔利质疑这些法轮功人员将会听命于李洪志而非从专业角度提供对华政策建议)。 
注:本·赫尔利(Ben Hurley)是位现居台湾的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商业话题写作。他曾信奉法轮功十二年,2013年起脱离法轮功。他曾参加并接受澳广调查报道节目《法轮功的力量》(The Power of Falun Gong)的采访。